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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黑 香港著名心性及情感治疗师作家,文化研究硕士,注册临床催眠治疗师,国内知名咨询专家及专栏作家,治疗客人来自世界各地,著有《放下。爱》、《一个人不要怕》、《在爱中修行》及《两个人的孤独》等。 个人网站:www.blacksoblack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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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江:大学,为什么逝去?  

2008-08-21 16:02:03|  分类: 评论陈远著作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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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远按:《逝去的大学》是我编的一本书,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,今天偶然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,存在这里,感谢作者的评论。

大学,为什么逝去?

  最近,读陈远先生编著的一本书,名字叫《逝去的大学》。说“逝去”,一方面在于一些学校真的已经不存在,比如燕京大学,光华大学,金陵大学,一些大学虽然依旧存在,但已经改变了原先的环境与体制,如北京大学,清华大学。另一方面,“逝去”还大有怀旧的况味,“斯人已逝,徒留唏嘘无限,”怀旧是为了讽今,虽不明说,但言谈之中已有些真的无奈了。

  几年前,看过陈平原先生所编的《北大旧事》,还读过他的《中国大学十讲》,以及梁漱溟先生所写的《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》,很是感慨,也复印了其中的一些文章,比如陈平原先生所写《校园里的“真精神”》,发给学生,但所用心很是良苦,所得回应却甚是寥寥。先不说那些书间字缝隐藏着多少的微言大义,沉淀着多少的经世关怀,单是学生这一种漠然的态度,就足以使我们深思许久了。

  一是学校的“消逝”,一是学生的漠然,两者看似一上一下,可以互相埋怨,实则互为因果,消长相依。

  陈平原说:“大学史是教育史、学术史,也是心灵史、精神史。大学不仅传承着学术薪火,也展示着一种情怀,表达着一种梦想。大学的魅力是内在的,应是一种独立的精神。”这和陈寅恪先生所崇尚的“独立之人格,自由之思想”是一致的,所以,在《逝去的大学•序》中,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:“过去的大学,大抵如一个人,时间久了,便形成种种个性,在校则成为校格。”个性带有情感意趣的成分,而“情意是本能,所谓不学而能,不虑而知的,”既然情意不是教育而来,那么就应当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培养,梁漱溟就主张学习西方,注重“知”的教育:“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,知识的传授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。”情趣与知识相结合,就成了“格”——品格或风格。“格”又是独立的,不同与其它的,以特立独行、不依不傍的姿态存在。

  但是,今天的大学,除了数量上不问能力的扩张外,还有几所值得人们称道,值得人们敬慕的呢?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“校格”。我所在的是一所小小的师范学校,与大学相比,教育目的有所不同,学术氛围也不可同日而语,但也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曾经在建校纪念碑上见过70年前的话:“夫兴学育才者,为国家储桢干,为人民谋福利,岂计及名哉,然实之所至。名必随之,此非斤斤于崇德报功也。”实与名,孰在前,孰在后,就是教育育人化,还是教育功利化的决定因素。所谓“实”,是指教育的根本,也即叶圣陶先生所提出的以“实际”为鹄的,“把读书、作文与做人,把语言、文字与思想,把知识、能力与习惯统统结合起来。”所谓“名”,当然是指名声,名气,当然,还有商业利益。

  名声何来?梅贻琦说:“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今天的大师何在?有一些,上个世纪的遗留,但已垂垂老矣,他们老去之后呢?当然需要新人辈出,新人正在忙什么?造论文,忙商业,应付各种检查,参加各种活动。当时北大等的名声的确是一些大师抬起的,大师们以自己的博学多才和循循善诱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,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,人们记住了他们,也记住了他们服务过的学校,学校有了名声,名声承传到现在,名声又带来了实在的利益,昨天的以“实”挣“名”变成了今天的以“名”挣“实”,所以一切也都变成以“实”为归,变成显性的物质追求了。学校和物质“结缘”,大师的出现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。

  由此可见,“校格”一词,今天看来已经名不符实,因为都戴上了功利主义的帽子,变成了一刀切,大一统的普泛教育。就像中国现在的城市一样,无论走到哪儿,一律的高楼大厦,一律的商场林立,学校也是一味的盲目扩大发展,完全消泯了激情和理想,工具性越来越浓。前一段时间,陈丹青辞去了清华大学教授一职,直接引发了公众关于现在大学教育的深层讨论,矛头直指现在的教育体制。中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,大学的教育又是为了追求数字化的指标:分数、奖项、规章、表格,一切都具体化,形式化了,而这正是教育的大忌。陈丹青谈到学校教育,说“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,而不是程序化,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,而不是考试分数。因此,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,孤立的,不讨好的,无法被教条证实,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”。所以,现在的教育也就成了家庭妇女的琐碎家务,铺床叠被,刷洗碗盘,接人待物,买菜做饭,家长里短,慢慢的消磨,渐渐的沉沦,最终是红颜老去,一无所成。

  今天,许多的名字依然震耳发聩:蔡元培,蒋梦麟,梅贻琦,张伯苓,竺可桢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他们身上融合着这些元素:他们都是学者,“即使不是一流的学者,也应该是二流的学者”;他们都是教育家,“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”;他们还有自己的“极强的人格魅力”,学人之“格”造就了学校之“格”,学校之“格”养成了民族之“格”。大师就这样水到渠成的出现了,今天大师的缺席,也就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相互分离,甚至是人为的逃避。

  中国不缺天生资质好的学生,也有许多的人学习上肯下功夫,但缺乏的是“宗风清正”,缺乏师友之间的“转益勤学”,当然还有“人文精神、艺术的薪火相传”,我们真的呼唤这些“肥沃”土壤的出现。

  我们今天的讨论也许只是一个理想,也可能成为明天的现实,还是引用谢志浩先生的话,作为我们美好的祝愿吧:“子规夜半犹啼血,不新东风唤不回。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是虚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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