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同事想采访李泽厚老师,问我李老师的联系方式。我知道李老师很久以来都谢绝媒体采访,所以打电话给李老师征求他的意见。
电话一般都是李师母接,接通后,师母说:“你打来的真巧,他刚从外地回来,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。”我赶忙说:“那让李老师休息?”电话里听到李老师说:“不用。”
像往常一样,“你那边几点?”“下午6点左右,你们那里正好是早晨。”
“要不要休息一下?”
“不用。”
“去外地(哈哈,电话是昨天打的,我记不住美国的州名,只好用外地代之。)做什么?”
“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,他们那边邀请我去做一下研讨。”
“现在还经常写文章?”
“很少写了。”
把话题引上采访的事情:“我们有个同事想采访你,行不行?”
“你知道我是不喜欢采访的,谈来谈去都是老问题,我不喜欢重复。”
我当然知道,去年做《论语》专题,我软磨硬泡地两三天,李老师碍不过,才勉强答应。可是一开篇就是:“我不想谈。”
“就当和年轻人聊聊天嘛!”我不放弃。
李老师笑:“你这是‘为人谋而不忠乎’啊,可是有什么好谈的呢。最近一个报纸也要采访我,我也拒绝了,可是他们事先在报纸上登出了采访我的预告,我只好答应他们可以用我以前的采访,也有你的,不知道他们登了没有?最好是没有。”
最近有了女儿,很少留心其他的报纸,只好老老实实地说:“我没有留心。”
然后闲聊,不知怎么从西方的汉学界谈到了余英时先生的电话:“前一段时间余英时打电话来说***要退休了,接任的是个洋人。”
“你们经常通电话?”我想当然。
“也不经常,你知道我从来不主动给人联系,余英时一年大概会打一两次电话给我,跟你差不多啦,你也很久没有给我来电话。”
我赶紧“辩解”:“我比余先生要频繁一些啊,上次给你打完电话后,第二天女儿就出生了,现在女儿还不到四个月。”
“那要恭喜你,为人父了,会有不同的感受。”
后来话题又一转,说到了李老师的两本新书,虽然都是旧文章的再结集,但是都有新的文章加入。我最近去书店少,都没有留心。赶紧问哪里有,去找来看。“你去找来看也好,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收线,去书店寻书去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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